本篇文章收录于百家号精品栏#百家故事#中，本主题将聚集全平台的优质故事内容。读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ADHD，中文全称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医学界都以为，那些患有ADHD的儿童长大后自然就好了。但现实是，有2/3的人会将这一疾病带入成年，在我国，保守估计，成年ADHD的患者数量超过万人——而在知晓这一切之前，在生活的一次又一次挫败中，这些被认为是懒散的、糊涂的、被宠坏的、甚至是无能的人已经接受了这些贬低，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文｜吕蓓卡
编辑｜金石
找到名字
在木木25岁的人生中，她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怎么这么迷糊？但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包括她自己。
从记事开始，晃神、健忘就不断干扰着她。常常丢东西，上课时爱讲话，还时常走神发呆，听着听着课会突然发呆，吃着吃着饭也会突然发呆，最严重的一次，过马路时发呆忽略了后面的车，又正好碰上疲劳驾驶的司机，当她反应过来时，自己已经被撞倒在地。
上初中后，她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保持专注，同样的时间里，身边的同学就是能做完比她更多的作业。她去问老师的问题，总是刚刚讲过的，但她上课时根本没听到这句。
木木的父母是重庆一所二本的老师，他们同事的孩子，都是人大起步。为了逼自己把学习搞好，木木只能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学习成绩终于上来了，但在焦虑和周围人的压力下，高中时木木被确诊了抑郁和强迫症，这也导致她多读了一年。
后来，她也考上了人大，但上大学之后，她依旧糊涂、健忘、丢三落四，频繁弄丢实验道具，常常忘了室友还没回来就锁了门睡觉。问题变得不可收拾是在申请博士准备材料时，她频繁出错，每次提交的材料都有缺漏，因此错过了好几所大学的截止期限，导师告诉她，你这样出国读博会有很大的障碍。终于，木木决定去看医生，为自己的问题找个答案。
同样25岁的国涛，几乎拥有和木木一样的成长经历。上课时东张西望、坐不住，记性差，丢东西，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他倒背着没有拉拉链的书包就回家了，到家后发现，所有的文具和书本都丢了。
他总是听错别人的话，妈妈让他拿香皂，他几乎每次都会拿成肥皂，还有人名，他也总是叫错，为了解决这种尴尬，他只好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逢人就叫，嗨，兄弟。
本科时，国涛就读过那本著名的《分心不是我的错》——年，美国注意力缺失领域的顶尖专家爱德华·哈洛韦尔出版了这本书，书中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注意力缺失的症状及相关应对措施，哈洛韦尔还特意提到了这个群体共同面对的迷茫，他写道：一个人可以一生都活在一种状态中，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它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我们给它起名字之前……起名字能让我们指认它，控制它。
这本书是注意力缺失解读领域的经典。
读研究生时，医院找到这个名字——他自己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无论是上课还是开会，他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讲话。拖延变得特别严重，有时候只是把一些资料复制粘贴到word里，他都完不成。
医院，木木和国涛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字——ADHD，中文全称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在精神疾病的诊断手册中，ADHD被定义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是脑部发育的问题，有新的研究指出，ADHD的患病与基因有关，有75%的患者来自于遗传。
通常情况下，大脑中不同脑区间神经元的连接互动会帮助我们完成感受、认知等一系列行为。其中，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作为神经递质，在执行力、动力的产生和奖赏机制的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对于ADHD患者来说，他们大脑中这个互动的系统出现了故障，多巴胺和去肾上腺素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他们很难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情绪和注意力。别人出了实验室，可以很轻松地想起来把空调关掉，但我从生理上就决定了，我做不到，起码很艰难。木木说。
ADHD有两个亚型，一个是注意力缺陷，表现为无法控制注意力，另一个则是无法控制行为和情绪，就是多动。在日本，有医生提出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大雄-胖虎综合症。大雄的散漫、拖延代表了前一种，胖虎的易怒、冲动则代表了第二种。木木和国涛则都属于第三种类型：注意力缺陷加多动——咖啡馆中，穿着风衣的木木看上去是个柔弱的女孩子，但高三时，有一次她生气，可以拿书把班里的男孩砸哭。国涛在本科的时候也遇到了人际关系的危机，因为我冲动、偏执，一言不合就开怼。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ADHD是专属于儿童的疾病。有相关统计显示，全球有6%-8%的儿童符合ADHD的诊断，在中国，这个比例是6.8%。这也意味着，在中国，每14个儿童中，就会有一个患有ADHD。而这部分儿童中，有2/3的人会把它带进成年，据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年人中，ADHD人群的比例大约在2%-5%，即便以最低的2%来计算——在中国的成年人中，有超过万人深受ADHD的困扰。
大雄和胖虎，形象地解释了ADHD的两种类型。
道德标签与解脱
在木木和国涛找到ADHD这个确切的名字之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很多状况都会被贴上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标签。
上学之前，这些标签是调皮、淘气、不听话，上学后，逐渐变成了粗心、懒、没有上进心，再后来，这些标签则会上升到道德层面：自私、不尊重他人、情商低、品德不好，甚至是——无能。
木木至今都记得上幼儿园时，自己因为捣乱会被老师关在小黑屋里，所有的灯都被关掉，她一个人在里面撕心裂肺地哭。小学时，她上课走神、说话，总和同学打闹，老师停了她的课，在班里开她的批斗大会，以她为反例给全班进行思想教育。
而在父母的朋友那里，木木的多动、不服管是被惯坏了。一次吃饭，他们对木木说，以前像这种小孩儿长大就进监狱了。得到这样的评价后，父母也没有给她应有的保护，她八九岁的时候，父母甚至不止一次表示想再要一个孩子，因为觉得养她养得太失败了。
大学*训时，每天早上集合，木木总是最后一个入队，因为找东西老是找不到，反应总比别人慢。她被同学说没有集体意识，从来不考虑他人的感受。等电梯时，她常常没有耐心，总是忍不住一直不停地按按钮，一次，一同等电梯的人说，人大的学生就是这个素质？最夸张的一次，前男友和她分手时说，你不知道你风评一直很差吗？
类似的经历，广泛存在于ADHD的患者群体中。媒体人*章晋也深受ADHD困扰，从小丢三落四、做事拖拉，寒假开学前一天，需要父亲守着才能把作业做完。父母曾对他说，你这样的人要是能讨得到老婆，我就算死在门板上无人收尸也能闭眼了。
这种将疾病与道德水平关联，导致患者被误读、贬低的状况也存在于ADHD的发现和治疗史中。
上个世纪初，英国医学界在提到有多动行为的儿童时，曾用过这样的描述——道德控制缺陷为病态表现，没有智力的普遍损害，没有身体疾病。为了管教他们，这些小孩中的大多数会被送进感化院，进行行为矫治，也就是现代语境中的管教所。
后来，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儿童ADHD一点点被世界认识，科学逐步代替道德，成为人类行为多样性的解释。但对于儿童期未能确诊的成人ADHD患者来说，这种审判则会延续数十年。
很多ADHD患者从孩童时代就被视为异类。图源电影《看上去很美》
由于对疾病常识的不了解，以及相对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大多数成人ADHD的患者都会经历成长过程中的贬低——长期的负面评价，再加上本身大脑控制系统的薄弱，这也从生理上决定了他们患上焦虑、抑郁等其他疾病的概率比正常人高很多。
木木中学期间被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时，即使是在诊室里，她从医生那里听到的话依然是，别人说几句就受不了，肯定是小时候家里太惯。国涛则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在命运的持续摧残下，我从一个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神经衰弱、情绪失控的青年。
因此，对于很多成人ADHD患者来说，确诊成为了一种解脱。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中，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的哈洛韦尔写道，诊断就是希望的起步。因为，对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诊断带来极强的解脱感，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在确诊的过程中，木木的很多问题都找到了解答。她从小做事不考虑后果，五岁时会牵着邻居家两岁的小孩在晚上四处乱走，两家人都疯了。还有一次，她骑车从大斜坡上冲了下去，医院，脸上缝了几针，这些都是ADHD的典型特征，没有安全意识，而这些问题是否出现在12岁之前，且持续时间超过6个月——这是成年人确诊ADHD的重要标准。
此外，医生还会让来访者填写一份《成人ADHD诊断量表》。木木记得，那份量表中，有些问题就像为她量身打造的：别人与您说话时，您没留意听，经常走神，丢失工作或活动中的必需品，不停地活动，就像有发动机驱使一样……个体的确诊需要符合量表中的六条症状，同时，还需要辅以一些具体的生物学检查，例如前额叶的脑电波检查、大脑血流变化的红外热成像等——在核磁共振影像中，ADHD患者大脑的某些区域的确和正常人存在差异。
你是个非常典型的ADHD。国涛说，他至今记得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他的感受——好像有一股暖流瞬间穿过整个身体。而另一位被确诊的患者则在社交网络上写道，那一刻，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我只是一个病人，而不是一个烂人。
一位成人ADHD患者如此讲述自己确诊前的心态
去儿科
但目前，一个成年人想确诊ADHD，并不容易。
医院的王玉凤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ADHD的医生和学者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刚接触这个领域时，ADHD还被称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BD）。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了MBD的硕士，在当时，轻微脑功能失调被认为只存在于儿童青少年中。
年，王玉凤去哈佛大学读博士后，在纽约的一个精神医学会议上，她第一次知道，MBD的症状是会持续到成年的。她记得，那个会议用了大块的时间讲成年人MBD，而当时的中国，儿童MBD都还是一个新概念。
回国后，王玉凤开始留意更大年龄段的MBD症状，在这之前，不管是临床还是研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