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文化生态已然造成重创。国际航线的限流使得各国间文化交流活动锐减，强调场景与氛围的多元文化体验难以实现。人际隔离的措施使得各国文化场所及设施被迫关闭，电影、演出、展览等文化产品走出国门之路更为艰难。当然，基于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的在线数字文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释上述基于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传播物理空间壁垒。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基于信息的文化国际传播更是举步维艰。无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还是新媒体的舆论场，充斥着*治化、污名化、标签化的倾向。正如小约瑟夫?奈教授所述：“在秩序与正义两个基本价值观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大多数人总是把国家正义摆在国际正义之前。”文化信息声量大小甚至比文化信息价值本身更决定影响力。中国文化价值观传播在国际*治场域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源于意识形态的精神空间壁垒。
探讨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如果以传者为出发点进行思考难免带有先入为主、刻意为之的痕迹。因此，更重要的是以受众为出发点，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