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专业博士学位制度的实践探索起步相对较晚，理论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厘清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学科组织演化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三者间的逻辑关系
01前言随着知识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效能不断凸显，知识的价值及其生产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带来了大学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结构性调整，特别是专业博士学位制度的规范化和合法化过程，体现了新的知识生产情境、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与新的知识生产者三者的耦合。本研究旨在通过厘清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学科组织演化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对专业博士学位与学术博士学位的历史沿革和具体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基于中国特色，就专业博士学位人才培养结构、制度和模式提出深化改革的若干启示。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知识的价值及其生产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带来了从基于研究学者的“闲逸好奇”、在单一学科内为填补理论空白、获得同行认同而开展纯粹科学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到基于专业人员的“社会反思”、为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获得社会价值而开展跨学科的应用型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推动了大学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的结构性调整，博士学位作为学术共同体授予申请人的最高资质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专业博士学位制度从萌芽到沉寂，再到复兴后的规范化和合法化，体现了知识生产情境（科学探索情境、应用实践情境）、知识生产方式（学术性、前沿性、应用性、跨学科性、社会反思性等）与知识生产者（专业型研究人才、研究型专业人才）三者的耦合。
然而，我国关于专业博士学位制度的实践探索起步相对较晚，理论研究相对薄弱，通过厘清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学科组织演化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三者间的逻辑关系，对比专业博士学位与传统博士学位的历史演变及其具体特征，对于指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深化专业博士学位制度改革、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专业人才等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02博士学位制度的由来博士（Ｄｏｃｔｏｒ）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为“老师”或“引导者”，博士学位（Ｄｏｃｔｏｒａｔｕｓ）最早出现于中世纪欧洲，以神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ｉｎＴｈｅｏｌｏ－ｇｙ）许可使徒（Ａｐｏｓｔｌｅｓ）、神父（ＣｈｕｒｃｈＦａｔｈｅｒｓ）或其他教会权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从事教导和解释圣经的工作。
这一时期，社会的信仰需求导致知识本身具有明显的权威性、思辨性和整体性等特性，知识活动亦并非独立化、制度化的社会活动，其中，知识生产主要由教会、皇家学会等承担且具有绝对的权威，其控制的大学则仅承担知识传播职能，按照神、法、文、医四科通过教会式规训方式培养相关职业需要的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第一个博士学位是１２世纪中叶巴黎大学颁发的，随后在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相继盛行，从最初专门从事教导活动的资格许可（ＬｉｃｅｎｔｉａＵｂｉｑｕｅＤｏｃｅｎｄｉ）逐渐拓展为从事司法、医疗等相关职业的资格许可，致力于为社会培养神职人员、医生、法官、律师等专业人员。
因此，早期博士学位具有明确的职业定位，可称得上是专业博士学位制度的萌芽，基于职业需要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进行认定，作为允许其成为职业行会正式成员的资质，其重点强调其对职业和社会的贡献，而不像之后的学术博士学位强调研究能力及其对纯粹科学的贡献。
03学术博士学位制度的兴起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后，世俗*治势力逐渐增强，大学逐步摆脱宗教的控制并独立于权力机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催生的自然科学在大学的发展及考试、评分等多元化规训手段的引入，使得探索最高形式的纯粹知识成为大学的主要目标，整体性知识开始迅速膨胀并演变为专门化和精细化的知识，学科制度应运而生，大学成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权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垄断性。
一、知识生产的学术化与学科组织的制度化
１８１０年，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ｄｔ）等发起设立柏林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ｚｕＢｅｒｌｉｎ），打破了中世纪及更早时期传统三科（Ｔｒｉｖｉｕｍ）和四科（Ｑｕａｄｒｉｖｉｕｍ）的教学科目体系，将科学研究纳入其中，提出大学是“知识的总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ｌｉｔ－ｔｅｒａｒｕｍ）的主张，强调纯粹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授的统一，这也正是知识合法性的来源。此后，“洪堡模式”迅速被全球各大学所效仿，鼓励知识生产者开展自由的学术探索与钻研，专门化、纵深化成为知识生产的有效途径，这一定程度催发了学科分化，加速了学科组织的制度化进程，最终形成正式的学术共同体承载、监督、评估知识活动，成为知识唯一权威的生产者、传授者和评估者。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强化，知识活动局限于单个学科，从事知识活动成为一门职业，从事该职业的教席人员兼具教学和研究两项职能。
二、知识生产者———学术博士学位制度的兴起
作为大学三大职能之一的人才培养，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是大学知识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博士学位（哲学博士学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ｅＤｏｃｔｏｒ）的引入与发展，正是顺应这一时期生产模式转型和高等教育体系改革的产物，最初由洪堡引入柏林大学，以认可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胜任能力和技术水平。这一时期，为适应纯粹科学知识生产的需要，博士学位设置呈现理论研究导向的学术人才培养趋势，专注于狭窄的学术领域探索科学知识、填补研究空白，并根据需要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探究和研究方法使用的能力，成为进入大学教书、科研的从业许可，甚至获得大学终身教职的必要条件，为学术共同体培养了大批年轻研究人员。因此，德国模式迅速被世界各国广泛复制：１８６１年，耶鲁大学授予美国第一个学术博士学位，１８９７年引入加拿大多伦多，１９１７年牛津大学授予英国第一个学术博士学位，１９４５年墨尔本大学授予澳大利亚第一个学术博士学位。
经过２００多年发展，学术博士学位制度日趋规范化、合法化和标准化，逐渐形成英美两大主流学术博士学位培养模式：英国（和澳大利亚）模式强调学生在某学术领域的独立研究，在该研究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学术导师指导下完成论文撰写，这种模式类似学徒制（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学生向大师学习，以期在最终获得学位时能在某个非常狭窄的研究领域超越大师；美国模式通常要求学生完成２年全日制课程或同等水平考试，在课程委员会指导下完成简短的研究项目和论文。无论哪种模式均旨在为申请者学术生涯做前期准备，更好服务于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人才需要，其重点都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撰写和发表论文推进知识的增量开发，获得进入学术界从事学术工作的资质许可，研究成果的应用性或产业化转移并非该学位设置的重点。
04专业博士学位制度的复兴随着知识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效能不断凸显、对全球经济的驱动作用与日俱增，知识的价值边界被极大拓展，学科化、同质化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使得学科与学科间的壁垒、科学研究与社会利益间的隔阂日益严重，已无法满足解决日益复杂科学问题的需要，也无法满足社会和市场对科技成果转移和产业化的迫切需求，因此，以应用研究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一、知识生产的应用化与学科组织的交叉化
随着知识的价值边界和生产边界的逐步拓展，知识生产主体逐步走向多元化，学者、行业工程师、企业研发人员、一线技术工作者、作家和*治家等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社会主体均在承担无差异的知识生产职能，并贡献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情境的知识体系。知识已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知识生产不再固守追求纯粹科学的模式，而带有强烈的反思性特征，在应用情境影响下，满足知识需求者的要求。与基于纯粹科学的传统知识生产逻辑相异，以实践性、包容性、跨学科性、反思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越来越受到追捧。
１９世纪中叶，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技术科学的引入与迅速发展对大学学科体系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学科门类日益繁多，向着更精细、更深入的方向分化，形成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在内的庞大学科体系，特别是工业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技术科学的需求日益强烈，工程技术学科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广泛支持和蓬勃发展，如美国国会１８６２年颁布《莫里尔法案》（ＭｏｒｒｉｌｌＡｃｔ），以国家强制力推进农工学院（赠地学院）和州立大学的农工实用学科建设，强化农业工程技术教育，欧洲同期出现了一大批多科技术大学和工程大学；另一方面，学科间的壁垒逐渐瓦解，交叉化、协同化、系统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交叉学科、横断学科、复合学科、学科群落等不断涌现。
二、知识生产者———专业博士学位制度的复兴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开始对博士学位制度的社会效能进行重新审视：首先，传统学术博士学位培养往往囿于单一学科领域，导致缺乏跨学科或学术环境之外的专业技能，如知识的转化和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其次，其研究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