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凯
（此文最初刊载于《东西方文化评论》（）《深圳大学学报（增刊）》，后入选
杨自俭、李瑞华主编的《英汉对比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后入选左飚主编的《冲突.互补.共存—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现选入《刘英凯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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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年第6期介绍了尼克松年访华前后的几个插曲。该文讲到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看望美国客人时，发现上海方面把尼克松夫妇安排在第15层，基辛格住在第14层，罗杰斯等国务院官员住在第13层。他立刻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西方人最忌讳13。”周恩来走进罗杰斯套间时，几个美国官员站起身来，但笑得很不自然。周恩来找机会解释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转而又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不怕了，到处上门找*，*也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说得美国客人哈哈大笑。周恩来走后，美国国务院官员气消了一大半，他们对周恩来十分倾倒。
这件历史轶事对于我们了解文化差异，搞好跨文化交际很有启示。
文化是有序行为的结构系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维斯拉说：“在历史以及社会科学中把所有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叫作文化。”（石川荣吉：5）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克拉克洪也认为：“在人类学中所谓的‘文化’，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体，以及个人从其集团得来的社会性的遗产。”（石川荣吉：5）文化人类学家在分析文化的构成时，一般将之划分为四大系统：(1)技术－经济系统，这方面文化差异表现不明显；(2)社会系统，包括阶级、群体、*治、法律、教育和风俗等；(3)社会系统，包括世界观、宗教信仰、艺术创造、价值观和思想方法等；(4)语言系统。后三种系统在不同文化中可以表现出巨大差异。虽说随着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这一差异在日趋减少，(但在有些情况下，例如中国“文革”似的动乱往往会加大彼此间的隔膜，加剧文化差异)，但只要文化异质存在一天，这一差异就不会彻底消失。“不同文化间的那些时而明显，时而微妙的差别常常导致交往失当，甚至会使交际完全中断。”（李又安）了解这些差异，并采取必要的补偿手段，对于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相互理解，避免误会，对于弥平文化沟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3”这个意义形式在所有文化系统中都存在，但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其所指功能会有差异。
那么，何谓“所指”?索绪尔在著名的《普通语言教程》一书中提出了一套语言符号性理论，他指出，语言单位——词是一种由“两项要素联合构成的双重的东西”，这两项要素分别是“能指”和“所指”，而“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就是符号。例如英语pencil就是个语言符号，[pensl]是语音为形式的能指，而这一语音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形象——用石墨或加颜料的粘土作笔心的笔就是所指。相同的能指有不同的所指，即相同的符号有不同的意义，这在不同的文化甚至相同文化的次文化中都会有所反映。
汉族文化在整体上是一个统一文化结构，但其不同地域的次文化也有所不同。还以数字为例，8在北方地区没有特殊的“所指”，可是在广东等南方地区，由于语音上与“发”字接近，于是就有了“发财”的双关含义，因此就成了吉祥的数字。再如4在北方地区由于是偶数，有吉祥的含义。可是在广东地区的人看来，由于它和“死”字的声音相近，因此有了不吉祥的意义。恰如索绪尔在上书中所说，“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即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是破除迷信的必要性在语言理论上的依据。相同的所指可能有不同的能指。如，能够容纳衣物等的容器这一所指，在汉语普通话中是“家具”，在广东话中是“家俬”，而在英语中却是furniture。另一方面，相同的能指4、8、13，在不同的次文化和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所指。因此，周总理讲到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时所表示的破除迷信思想，同样适合于8和4。周恩来这段话与符号的“任意性”暗合。但本文对这一点是顺便提及，以避免文章的片面性。至于跨语言交际时尊重不同文化和次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所指意义当然是必须时刻不忘的(周恩来向罗杰斯道歉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必要性)。其原因是，一个符号表征什么意义完全是它悠久的历史发展规定了的。这些约定俗成现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表意成规”，这种文化内外的人谁都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符号的表意机制，美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莫里斯(C.W.Morris)把符号划分为三个方面，即（其三个形容词所标示的）语义(semantic)，语用(pragmatic)和符号关系(syntactic)。其中语义指符号与符号所指称的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语用指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符号关系指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与这三种关系相互对应是三类符号学意义，即能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语言内部意义。这就是说，语言这一维的自然线性序列能表现三维的语言信息。
这些信息与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符号意义与文化有重叠的一面：因为整个人类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经验，这些经验通过符号的创造和使用而进行传授、习得、积累和交融。恩斯特·卡西尔称人类是“符号的动物”，它所表示的深层意义恰在这里。因此各种自然语言之间尽管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不同的语言集团周围的现实本身的一致性大大超过其不同之处，因此语言的使用者在认识上有基本的共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之谓也。这样，操不同语言的人才有可能交流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跨文化交际就相对容易了。
另一方面，人类分割(segment)现实世界，总结经验，主要是用语言进行的。各种语言的形式千差万别，而语言不同就导致认识、思想及世界观的不同，这样，在说不同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在概念上就出现了文化和所指意义的不重叠、不对应、交叉甚至冲突的情况。这时，跨文化的交际就可能出现困难，甚至会引发误会和矛盾。下面我们参照柯平的分类（），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
1．文化和所指意义不相重叠
文化和所指意义不相重叠的情况分为下列三种：
1.1原语中的所指对象在归宿语文化中不存在、不受注意，或与归宿语文化中的可比对象明显不同
希腊和罗马神话以及圣经等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来自这一源头的语言之水可以说处处在流淌。请看：
[1]“ThereisabitoftheOldAdaminusall”saidSmith.
如何理解这里的语言符号theOldAdam?根据LongmanDictionaryofEnglishIdioms上的解释，这一短语指《圣经》中的人类始祖亚当违背上帝旨意的行为，源出于人类自私罪恶的本性。《圣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因而一般读者见到上面的句子会不知所云。即使了解其意，在翻译时也无法把表层能指意义同深层的内涵意义兼顾。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一能指意义，因此至少在目前我们翻译时只好抛弃能指意义而突出其内涵意义。现在的译文是“‘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干坏事的本性’，史密斯说”（厦门大学外文系主编：（10）。这应该说是成功的译文。
时间观念的语言形式有时表达出不同文化的个性。日本文化人类学家石川荣吉（：）讲到，在霍比语中时间的本质是渐渐变晚(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