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攻击行为都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已有研究表明，特质愤怒不仅会直接引发个体的攻击行为，还通过敌意认知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其攻击表现。
然而，早期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一般攻击模型理论都片面强调个体对敌意情境的自动化认知加工，而忽视了情绪等个体因素在社会信息加工中作用。在认知新联想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的情绪－认知整合模型、综合认知模型等的启发下，研究者开始引入一些非认知变量（如共情）来探讨其对愤怒和攻击行为关系的影响。
共情与攻击行为关系密切，恰当地共情不仅可以提高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几率，还可以有效抑制攻击行为。但是，以往研究多把共情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已有研究发现，相比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但是，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作用可能受到情境的影响，不论是作为人格特质的认知共情，还是情境诱导的认知共情，在中低水平威胁下，对攻击行为都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但在高挑衅的情境下抑制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本研究关于共情对攻击行为作用的探讨可以为降低高特质愤怒个体攻击行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证据，为减少高特质愤怒个体产生攻击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不得不承认，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但是，对于高特质愤怒个体来说，认知共情的抑制作用并不稳定，尤其是在挑衅情境中。而对于同时具有高特质愤怒和高认知共情的个体来说，提升其情感共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有效抑制攻击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要对高特质愤怒个体的攻击行为进行干预，需要同时提升个体的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达到知情合鸣。如果认知共情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来说，确实难以提升，那么考虑提升个体的情感共情，或许也是干预高特质愤怒个体攻击行为的一种有效措施。
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在特质愤怒-敌意认知-攻击行为之间的不同作用
研究从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IP)出发，采用问卷法考察了大学生特质愤怒、共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究认知共情个情感共情在特质愤怒-敌意认知-攻击行为之间的作用。
研究结果为SIP的假设提供了初步证据，强调共情在SIP第一阶段（社会线索编码）和第五阶段（反应决策）对攻击行为发生影响；同时拓展了综合认知模型(ICM)的理论，ICM假说认为，认知同共情和特质愤怒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影响特质愤怒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
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对高特质愤怒个体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认知共情还是情感共情，对攻击行为都有抑制作用。作为人类情绪体验和社会交往中的一个关键成分，共情能让我们分享他人的情绪状态，推测和理解他人的情绪、动机和行为。共情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基础，能有效抑制攻击行为。
高共情个体能较好理解他人观点，在某些情形下，当个体知道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攻击或得到攻击者的道歉时，其攻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认知共情对高特质愤怒个体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研究的结果表明，认知共情对高特质愤怒个体的攻击行为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只有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境下认知共情发挥作用，一旦受到挑衅认知共情的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在冲突情境中，能采纳他人观点的个体会对他人的处境有更多的理解，出现更少的敌意和攻击行为。那么，对于高特质愤怒个体，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是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较好的认知共情，作为一种管理愤怒和攻击的策略，对认知加工过程存在一定的影响；其次，中等强度的社会应激具有适应性，但当应激任务达到一定强度，高特质愤怒个体应激反应不足，不能很好地应对挑战和适应情境变化。
根据Zillmann的理论，唤醒状态作为诱发攻击行为的重要因素，会破坏共情的抑制功能，而高共情水平则能适当降低唤醒程度，高觉醒状态下抑制攻击行为更为困难。
具体而言，当处于未挑衅或低挑衅的情境下，个体的唤醒水平较低，即便是容易愤怒的个体，认知共情使其更好地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同时降低愤怒和唤醒水平，采取攻击的可能性就低。
反之，如果个体多次受到挑衅，就会处于高唤醒状态，高唤醒状态会破坏原有的认知共情水平使其其认知控制降低，这个时候，高特质愤怒个体难以抑制本身的愤怒和敌意，采取攻击的可能性就较大。
情感共情对高特质愤怒*高认知共情个体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
以往研究表明，认知共情在抑制敌意和攻击中起重要作用，相比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大。启动认知共情对高特质愤怒个体的攻击行为确实有抑制作用，但只有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境下才会发挥作用；而对同时具有高特质愤怒和高认知共情的个体来说，启动情感共情在大多数情境下都能有效抑制攻击行为。
共情的认知和情感成分互为补充并协调工作，其中任何一种受损或者缺失都可能导致个体社会适应不良、行为失常、甚至精神疾病。对于认知和情感共情都比较高的个体来说，他们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和更少的攻击行为，面对模糊情境有更多建构性的理解。
然而，如果个体缺乏情感共情能力，很难理解他人的情感并作出正确有效的反应，当个体缺乏认知共情能力时，不能识别他人的观点和想法，就更倾向于采取攻击策略。认知与情感加工互相调节和影响，理想的共情状态应该动态平衡、知情和鸣的状态。
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本身就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如果个体同时具有高认知共情和高情感共情，那么即便是容易采取攻击的高特质愤怒的个体，也不容易做出高攻击的行为，因为共情的抑制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发挥。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研究二中只启动认知共情时，其抑制作用不大，而针对高认知共情个体，启动其情感共情的作用更大。
共情干预高特质愤怒个体攻击行为的启示
诚然，认知共情对攻击行为有良好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于高特质愤怒个体来说，认知共情的抑制作用并不稳定，尤其是在挑衅情境中。而对于同时具有高特质愤怒和高认知共情的个体来说，提升其情感共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有效抑制攻击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要对高特质愤怒个体的攻击行为进行干预，需要同时提升个体的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如果认知共情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来说，确实难以提升，那么考虑提升个体的情感共情，或许也是干预高特质愤怒个体攻击行为的一种有效措施。关于共情的训练，以往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法和启示。
Feshbach的“学会关心:共情训练方案”，是以Feshbach的共情三成份(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理论为基础而编制，采用教学形式训练学生，目的是增加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同时减少攻击行为。
此外，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该课程以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为基础，以共情、冲动控制和愤怒管理为重点，教授人际交往技巧和情绪管理方法来抑制冲动，减少攻击行为。
基于以上两种训练方案，研究者们借鉴和尝试了很多方法，通过共情干预攻击行为。其中，采用认知行为干预的较多，如通过“情景描绘”增强儿童采择他人观点的能力，通过对由面部表情训练提升情绪识别能力。
当然，除了认知干预，在社交技巧中提升情感共情也是很重要的，可以使用不同表情的“脸谱图”训练来增强儿童的情绪情感确认能力，通过角色扮演法、漫画分析和情境体验来帮助个体体会他人的情感。
因此，从青少年时期甚至是幼儿时期，对攻击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纵向研究表明，共情与攻击或者外化障碍之间的负向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而我国青少年目前的共情水平还有待提升。
特质愤怒会直接引发攻击，而愤怒的干预效果一直有限，这种情况下，共情作为攻击行为重要的抑制变量，显得尤为重要，正如Rose和Feshbach所言：“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如何降低、纠正或控制儿童的攻击和暴力行为，毫不意外，我们选择了共情作为重要的调节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