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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来结婚那天是年10月18日，她28岁。
天气很好，婚礼现场热闹嘈杂，如果不深入交流，人们很难发现新娘是个心智障碍者。由于小时候错误服药，魏来在三岁时被诊断为智力低下、发育迟缓。
心智障碍者，指因不同原因造成智力受损的人群，包括智力发育迟缓、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征、脑瘫造成的发展障碍等等。这一群体在中国的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根据心智障碍权利倡导机构晓更助残基金会的估算，目前中国的心智障碍者至少有万人。
如今，《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
法律对心智障碍者的婚姻有了规定，但在更复杂的现实里，他们的婚恋成了理不清的难题。作为女性的心智障碍者，更可能身处双重的弱势情境中。
她们的情感需求是否得到了正视？在婚恋决策中，她们的意愿能否获得认可？社会与家庭给予了她们怎样的支持？走入一段婚姻，她们会面临哪些忧喜，又将面临哪些可能的风险？被忽视的婚恋困境，她们依旧囿于其中。
“门当户对”魏来与丈夫贾海洋的相识，源于同学母亲的介绍。据魏来妈妈所说，那是一个重度自闭症女孩的母亲，她主动表示想给魏来介绍个男朋友。魏来妈妈想：“看看试试吧。”
时间是年的5月，地点约在咖啡店，桌子两边坐着男女双方和各自的父母。
从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来看，两个家庭条件悬殊。这一头，魏来一家祖籍哈尔滨，八年前来到北京。搬家是因为无处可去，魏来在老家勉强完成了普通小学、中学的义务教育课程，之后再没有学校愿意收她。北京拥有相对完善的心智障碍者支持体系，魏来父母工作的国企也有北京分部，商量后，他们在北京买了一套三居室，最终定居在了这座城市。
那一头，贾海洋来自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如今是北京某游泳馆的一名救生员。在魏来妈妈的初次印象中，贾海洋是个脸特别黑的小伙子。来北京前，他在山里帮父母放羊，几十只羊是这个家庭几乎唯一的经济来源。在北京的住宅是从山上搬来时*府安置的，一共六间小小的平房。
贾海洋家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结婚意愿，魏来父母也说：“人品是第一位的，外貌、家庭条件这些，都没有要求。”
中国农业大学学者潘璐曾在河北某县对农村心智障碍女性进行了田野调查，发现她们的婚姻具有“门当户对”的传统特色，但这种对等性主要体现在配偶双方各自的缺陷和劣势上。潘璐观察到，这些女性的配偶大多具有以下特征：存在某些肢体残疾、存在某种生理缺陷、年龄偏大、家庭经济条件处于社区贫富排序的末端。
魏来不算农村女性，但她的婚姻也体现了“门当户对”的特征。贾海洋来自河北山区，当地女性少于男性，不少女性初高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当地男性要想找到合适的同乡女性并不容易。“他们那边娶媳妇，少了也要给六七十万彩礼”，魏来妈妈说。这对于贾海洋的家庭，是一笔难以承受的负担。
潘璐指出，当这些男性面临婚姻获得危机和传宗接代的家庭压力时，便会将目光转向同样处于劣势的女性，心智障碍女性由此被纳入了他们的选择范围中。这样的结合是“两个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个体的结合”。
而对心智障碍女性的家庭来说，父母老去后，谁来照顾孩子是一个让家长揪心的难题。在这一群体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心智障碍者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比孩子多活一秒钟。”
魏来初中毕业后，在哈尔滨无学可上，又找不到工作，魏来妈妈一度感到无助。查询到北京有好的特教机构，经历了心理斗争后，她决定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原本，她是当地自备水场的水质检测员，放弃做了近30年的工作，魏来妈妈坦言，“主要是为了魏来。”
这些年抚养魏来的艰辛，她匆匆带过了，“之前带魏来，学习上是最困难的，别的孩子教一遍就会的，她教千遍万遍也学不会。”她告诉澎湃新闻：“我一直努力想让她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很难，当初这个想法甚至有点是幻想，因为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的。”
想到魏来今后的生活，虽然有托养机构，她从没考虑过将魏来送进去。如今，魏来在一家咖啡馆做服务员，结婚组建了家庭，这让魏来妈妈相信，女儿正在逐渐缩小与普通人的差距。
另一位心智障碍女孩的父亲也向澎湃新闻形容，魏来与贾海洋这样的结合是“理想中最好的归宿”。他进一步解释：“过普通人的生活，被照顾，有一个依靠，就是最好的归宿。”
但结婚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结束，对魏来妈妈来说，托付像一场*局，她无不忧虑地说：“担心等到我们管不了她的时候，她的老公能不能始终如一地待她。”
魏来在咖啡店做服务员。澎湃新闻记者柳婧文何锴图被锁起来的妻子“一方面，男性挤压的农村婚姻市场给心智障碍女性创造了建立婚姻的机会，另一方面，心智障碍女性的权益保障和生存状态面临着更大威胁”，潘璐在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一次在河北的村庄里走访时，一个男性村民热情地邀请她：“我家里有个傻子,你要不要进去看看,她不穿衣服呢。”男人是个孤儿，几年前捡了个流落到当地的心智障碍女人做妻子。一年后，妻子在屋里站着生下了女儿。为了防止妻子不穿衣服四处乱跑，他白天出门干活前会先将她锁起来。
在潘璐看来，这名心智障碍女性虽然得到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她没有行为能力，不知道结婚和生育的意义与后果。当被其他村民嘲笑捡了个傻子老婆时，男人会反驳：“那也好过我打光棍,她还能给我生孩子呢。”潘璐认为，她之所以被现在的丈夫收留，只是因为自己的性功能和生育功能,无法得到作为妻子的尊重和待遇。
潘璐在论文中指出，这种结合“是以婚姻形式对女性生育功能进行的交换”，它可能将女性置于被性侵害的风险之中。
蔡聪对此也深有体会。他是一加一残障公益集团合伙人，也是一名视障人士。近年来，在全国各地为残障人士做培训时，有残障男性向他抱怨自己打光棍，并表示残障女性其实过得更好，她们更容易结婚。但蔡聪认为，残障女性之所以可能结婚比残障男性多，恰恰是因为她们更没有地位、她们的人生不被自己做主。
他曾接触过一位视力障碍加心智障碍的女性，她还有一个哥哥，由于家境贫寒，哥哥难以娶妻，她被“换婚”到了别人家里——她嫁到同样贫困的男方家中，男方的某个姐妹则被嫁给她的哥哥。然而在婆家，除了第一个儿子被留下抚养以外，之后她每生下一个，就被卖掉或送掉。多次生育，又没有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她年纪尚轻便过世了。
生活在城市的魏来似乎看起来更幸运一些。婚后，她仍然与父母居住在北京的三居室中，贾海洋搬进来与他们同住，“她这个孩子吧，毕竟和别人不一样，不可能独立生活，只能男方到我们家来”，魏来妈妈说。
魏来妈妈对贾海洋挺满意：“这么长时间吧，他始终不变，而且他性格特别好……没有坏脾气，什么都能容忍。跟她们结婚必须得有耐心，我带她，有的时候我都有点烦、累了。”
在魏来的描述中，丈夫贾海洋是一个可靠的男人。结婚后，他主动承担起了照顾魏来的部分职责，比如调节热水器的温度、开车载她上下班、为她捏脚。魏来也喜欢身边多一个人陪伴，不再感受一个人的孤独，遇上丈夫晚班时，她总会看着墙上的钟，念叨海洋什么时候回家。
但魏来也说，海洋回家后，喜欢看抖音、快手，她就在旁边看着，彼此不怎么交流。更早以前，俩人刚认识不久，贾海洋带魏来去西单看电影，她走在路的这一头，他走路的那一头，中间隔着一小段距离。
贾海洋没有解释过，这段距离意味着什么。
爱的需求
魏来结婚了，但她的情感需要，似乎仍少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