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白癜风医院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80155402153973420&wfr=spider&for=pc冯建刚从不回避“看”这个字，尽管他的眼前一片灰暗。
在浙江嘉兴创业至今将近10年，拿冯建刚自己的话讲，“没多好，也没饿死”，但“总感觉缺点什么”。今年2月，“看”到别人在直播间玩得风生水起，他突然萌生一种想法，当一名盲人主播，“不带货也不卖惨，只是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别人带去一些思考。”
对大部分人而言，就业的核心首先是为了生存。
去年3月，听障者邵胜亮从老家金华来到允许残疾人持证上岗开网约车的杭州。这一年半来，他的勤奋写在“大数据”里：每天出车小时，甚至登上过平台杭州地区日收入流水排行榜第一名。
超万，这是中国残联统计的国内残障群体的总人数。这也意味着，平均每16个人中，就有1位残障者。但在生活中，我们很少在公众场合遇见这个群体。他们是沉默者、小透明，是弱小的帮扶对象和无声的边缘群体，更是被忽视的少数派。进入互联网时代，更有人担心，这会进一步加大两者之间的鸿沟。
在国际残疾人日到来时，银柿财经记者走近这个群体。和预想的不太一样，我们看到光从窗外照进现实。在互联网时代，技术为他们提供了与外部世界交互的新工具，甚至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可以无差别就业的“元宇宙”。在那里，他们是网约车司机，是盲人主播，是数据标注员，是创业者。但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不放弃自己、不给自己设限的结果。
“感觉自己像个有用的人”
邵胜亮的网约车出奇地干净整洁，除了一部被拿来全程滚动字幕的手机，以及两张图文告示牌，再没有什么多余的物件了。
（邵胜亮网约车上的提示牌）
不管是滚动字幕还是告示牌，上面都毫不避讳地提醒着：“我是聋人邵师傅”。一位“85后”自称“师傅”，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违和，但邵胜亮在网约车圈子里却的确有着“师傅”的老道：他是杭州聋人网约车“亮仔车队”的发起人，在他的带领下，车队从几人发展到近百人。一些人正是看到了他的冲劲入了这一行的。
听障人士考取网约车资格证并没有特殊照顾，上岗后在派单、报酬方面也没有任何倾斜*策。身处同一条起跑线，这群人只能更加努力。当很多司机抱怨开网约车没钱赚的时候，“亮仔车队”队员们的名字，已频频“杀”进平台收入排行榜单Top10了。车队里同是“95后”的孟宪纲，甚至已退掉了租赁车，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在距离杭州多公里之外的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去年9月，32岁的肢体残障人士凡丽莎，坐在家中的电脑前，也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社会就业。
向左侧倾斜的脑袋、说话时吃力的嘴角、畸形且僵硬的右手，小儿麻痹症留下的深刻印记，小时候影响凡丽莎握笔写字，长大影响她外出工作。内向、没用、自卑，成为被“困”在偏远山区的凡丽莎所接收到的、来自外界最多的评价。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杭州市与巴东县的东西部对口协作中，凡丽莎与其他40余名当地肢体残障人士，一同加入了辛匠汇巴东数据标注团队，参加了残疾人居家云就业培训。
培训10天后，凡丽莎上岗就业了。
数据标注，就是使用自动化的工具从互联网上抓取、收集数据包括文本、图片、语音等，然后由标注员对抓取的数据进行整理与标注。这份工作技术含量不高，辛苦倒是真的。特别是对于凡丽莎来说，不受控制的手指，经常让她按错键盘，有时一个简单的任务她要返工几遍，耗费几个小时。
但凡丽莎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从最初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到现在学会上网成为数据标注员，她感觉自己“像个有用的人”。她还有了一个新的计划，要在短视频平台创业，在记录乡村生活的同时，为自己增添信心。
“互联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自我的世界。”冯建刚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直播的样子，“像个傻子，不知道镜头在哪，不知道实时在线人数，也不知道如何控场”。在直播平台“泡”了大半年后，他已经可以自如地在镜头面前和网友们聊商业认知，或是讲盲人的生活经历。有段时间“玩”上了头，一天直播10多个小时，把日子都过颠倒了。
“我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赛道认识我、认可我。”尽管已经拥有接近2万的粉丝数，冯建刚并不满足。他留意到，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在直播平台上吹拉弹唱，进行才艺表演。“这对残疾人来说确实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子，是一次不错的机会。”
身体缺陷不是最大障碍
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新文路的杭州厚品科技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创始人詹金平。他是辛匠汇巴东标注团队的带头人，已经为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就业培训。
詹金平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双脚残疾，被评定为肢体三级残疾。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毕业后来到杭州做软件开发工作，成立了互联网科技公司。
调研后他发现，未就业的残障人士多数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由于身体行动不便、文化水平低，在当地缺乏合适的就业岗位。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无障碍环境缺失也让他们望而止步。而外卖、快递等工作性质，不太切合残障人士的实际情况和心理期待，难以实现大规模复制。
“身体缺陷不是最大的障碍，要想就业，首先要具备就业技能。”詹金平认为，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新业态的产生，给残障人士更多的机会去融入社会。自己当初就是通过互联网创业，规避身体障碍，实现人生价值，于是，他也想帮助他人走上这条就业路。
年起，詹金平开始发挥互联网的在线桥梁作用，连接起有用工需求的企业资源和有务工需求的残障人士，以带动残障人士居家就业。
一开始尝试的是发展电商客服，但效果并不好。电商客服其实是技术型岗位，要熟悉产品并且要与客户沟通交流，学习周期较长，由于贫困残障人士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不高、思维固化、沟通能力弱等，真正能胜任的人选不多，即使上岗了也很难坚持下去。
几番摸索过后，没有太高门槛的数据标注成为比较合适这一群体的就业方向。周期短、见效快，一个项目做完马上挣到工资，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工作积极性和信心一下子就能调动起来。
实践下来，对口协作的巴东县的残障人士对待工作的态度，给詹金平带来了惊喜与收获。他把在团队中表现出色的喻开文发展成项目主管，并下放管理权利，让当地人去管理当地团队，负责项目任务的分配和整体质量把关。“他们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工作责任心很强，把项目交给他们完全能够保证品质和效率，省心。”
“过去10年整天无所事事，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消磨时光。”喻开文说，现在每天起床打开电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完成任务。巴东当地的经济模式以农业为主，凭着这份与大数据相关的“互联网工作”，喻开文的月收入水平在当地能排在中等偏上。
残障者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
渴望融入社会的残障者，正在不断克服身心障碍，主动适应环境。
当然，工作中的困难并不会因为有了互联网就迎刃而解。比如“亮仔车队”的司机，难免会碰上喝醉酒蛮不讲理的，还有临时提出绕路最后跑去平台投诉的，这让本就存在沟通障碍的双方，再次叠加了信息障碍。
但相比这些小细节，大家更在意大环境。
在做网约车司机之前，邵胜亮曾到电子厂求职，在告知聋人身份后遭到工厂拒绝；孟宪纲曾在化妆品厂做包装工人，也曾在薪酬待遇上遭受过不公平对待。
不仅是外出工作会遇到壁垒，“互联网+”残障人居家就业模式也存在各种制约因素。
抛开对残疾人事业的情怀不谈，作为企业家的詹金平，也有自己的困顿和难处：3年来，仅与10家企业达成了合作关系，且业务规模面临发展瓶颈，难以再有新的增量。这意味着，詹金平能提供给残障人士的岗位也有限。
“市面上，我们的目标企业其实数量庞大，凡是电商企业都符合条件。”但詹金平也意识到，规模大的企业有自己的专业团队，不需要业务外包，自然也没有用工需求；规模小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会考虑外包，但这种合作并不稳定。
在詹金平看来，目前残障人士帮扶*策体系尚未健全，企业参与残疾人事业的积极性尚未充分调动，尚未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残疾人就业模式。
“虽然国家有相关补贴*策，但是企业要想拿到国家发放的残保金补贴，前提是要吸纳残障人士为员工，与其签署劳动合同，并且要到企业内上班。如此一来，企业还要为残障人士解决无障碍设施的问题。”詹金平直言，为了避免风险和不必要的麻烦，大多数企业会更倾向招聘健全人。
如何更好地带动残障人就业，仍存在可探讨的*策空间。
“残疾人事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詹金平认为，现在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却有这么多残疾人还没有就业。残疾人不应该成为社会就业的负担，而应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不应该白白浪费掉。
可喜的是，国家层面也越来越重视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提出，到年，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生活品质得到新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到年，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相适应。
今年11月8日，五部门联合出台《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按照规定，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依法办理入职手续或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未达到规定比例的，应当依法采取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其他方式履行法定义务；以及对就业场所进行无障碍环境改造，为残疾人就业创造必要的劳动保障条件等等。
想要更有尊严地活着
邵胜亮每天穿梭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与各种各样的乘客打交道。按照资格证上规定的驾驶员年龄上限，聋人司机可以一直工作到65岁。但他并不打算一直从事这份工作。当记者问起他们心中的理想职业，他们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只是想着下一份工作要比现在“更挣钱”。
在许多一二线城市，有低保为残障人士的基本生活兜底，残障者的生活水平相比以往显著提升。在物资需求基本满足的基础上，有的残障人士开始朝高质量的就业方向努力，追求更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
“那些领了低保的残障人士，并不代表就没有就业意愿了，也有可能是缺少能够吸引他们或者是适合他们的岗位。”人总是想着向上走的。詹金平发现，已实现就业的残障人士，现在也有了新的职业规划。一边做现有的工作，一边学习难度更高的职业技能，不断对自身进行开拓、优化，勇于创造新的价值。
喻开文告诉记者，最近在自学PS和AI软件，目前已经掌握了制图和视频剪辑的基本操作。熟悉这些软件的操作后，他不仅能做简单的数字标注，还能做图像标注，尝试更有挑战性的工作。
“很多人觉得我看不见很可怜、很痛苦，但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普通，也过得挺好的。这个社会也好，这个世界也罢，没有任何规定说谁必须看得见，谁必须看不见。”冯建刚认为，很多残疾人，不是他看不见世界或世界看不到他，而是他不愿被世界看见，“这种自卑心态才是最可怕的。如果说我们被这个时代淘汰了，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淘汰了。”
冯建刚曾经有个想法，做“现代版海伦·凯勒”，但现在，他觉得这个目标有点狭窄了。“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用我的过去也好、今天也罢，能够给他人带来一些思考和成长的一个人，也能够让我的故事一直留下来，激励更多的残疾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还可以是更好的时代
和邵胜亮的采访约在一个大风降温的午后。对网约车司机来说，每分每秒都是实打实的金钱，而他却一下子招呼到6位聋哑人车队的司机前来与我们见面，着实让我们意外。一群人比完手势打完招呼“呼啦啦”坐下后，大家各自低下头“玩”起手机。
原来，他们是在邵胜亮特意建的采访群里与我们“打招呼”。随即，我们也开始在群里抛问题，司机们纷纷介绍、发表各自的观点，你一言我一语，旧消息很快被新消息覆盖了。
此前，对于这次会面，我们有过犹豫，因为即便是面对面，对听障人士的采访也只能通过网络的方式完成，如果这样，是否还有碰面的必要？但当采访真正开始时，我们太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看着司机们相互打着手语热烈交流，网络世界中安静冰冷的字符变得灵动、浓烈，有了温度。此情此景，也让我们与他们很快产生了共鸣。
“凡是出现在大街上的残疾人，你们都别小看他。”采访詹金平的时候，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采访结束后，我们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当光明蒙上黑布、声音剩下寂静、轮椅下只剩颠簸，当看清生活的本来面目却依然拥抱它、热爱它，这样的人称得上真正的勇士，无关年龄、无关身体、无关残疾。
这一次采访，也让我们更加感谢这个“一部手机就可走遍天下”的互联网时代。因为互联网，残障者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命运得以改变；因为互联网，我们的采访也变得更为便捷，甚至有机会和远在湖北恩施的轮椅族面对面，聆听他们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互联网时代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同时，我们也试着发问，这个时代是不是还可以变得更好？
我们注意到，还有很多残障者因为自卑不愿被世界看到，支持维护他们的尊严，帮助他们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残障人士的出行难、如厕难问题，仍未得到有效改善，没有行动的承诺，“无障碍”永远只会是一席空话。
残障人士的就业环境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劳动保障方面不能享受公平待遇，就业结构始终处于较低层次。促进残疾人较为充分、较高质量的就业，仍是一块待啃的“硬骨头”。
……
视障人士冯建刚对我们说，自己最羡慕的职业之一就是记者：“你们的一篇报道，或许会激励许多残疾人，多年过后，有人上网查资料，或许还能与这篇报道不期而遇，你看价值有多大。”
在他看来，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衷心希望科技的甘霖，可以更大力度地浇灌到这6.21%焦渴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