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理论功能缺乏或缺损,会造成儿童和成人 [复制链接]

心理认识、暴力抑制机制和反社会行为

结合布莱尔关于精神异常个体反社会行为的解释，我们简要谈谈欺负和权谋主义的问题。萨腾关于欺负问题的阐述中重点突出了两点。首先，欺负者的心理认识并没有缺损；其次，“一些欺负他人的儿童似乎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行为所导致的情绪，不仅如此，他们还因此而继续其欺负行为”。这意味着欺负者在对忧伤或恐惧的面部表情辨识方面不存在缺损。

另一方面，萨腾认为“年幼的欺负者经常无视受害者的屈服行为，而是继续给受害者施加痛苦”。这听起来像是缺乏某种退缩的行为倾向，在这个意义上它暗示着某种暴力抑制机制缺损或缺乏。但正如布莱尔所说的，暴力抑制机制完好的攻击者也可能克服暴力抑制机制产生的这种厌恶反应。因此，探究欺负者对他人痛苦的自动化反应是否存在缺损，以及他们在区分道德违规与违背习俗方面是否存在困难，是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欺负者是否可能保持暴力抑制机制完好却仍进行反社会行为，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权谋主义，麦基文有关“热移情”损伤的论述，与认为权谋者的暴力抑制机制缺损或缺乏的观点相一致。相反，雷帕科利等人提出的解释，则与认为“权谋者因为自己的目标和信念及相关的道德取向而克服暴力抑制机制的作用”的观点更为一致。因此，在这个方面，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认为他人不值得信赖的信念，以及相关的消极意图归因偏差和消极结果预期偏差，可能被视为心理认识缺损，但它却不是与自闭症有关的那种缺损，不是一种关于心理状态本质的表征和认识失能。一般而言，权谋者能够表征和认识他人的意图，但他们在这些意图究竟是什么的评估方面，可能存在某种认识偏差。

因此，整体上似乎是，心理认识（特别是信念认识）是欺负者、权谋主义和精神异常者实施反社会行为所必需的。反社会行为似乎也不是情绪认识（尤其是如果这是第三人称的情绪认识）缺损的产物。另外，尚不清楚欺负者和权谋者的反社会行为是否为移情或同情缺损的产物。

关于信念、愿望、意图、情绪以及其他心理状态的良好认识，似乎可被加以利用而导向反社会行为，特别是个体存在某种归因偏差，倾向于认为他人带有某种消极心理状态的时候。这可能是儿童所经历的某种发展环境造成的结果，在这类环境中，儿童对他人的消极心理状态归因常常是具有适应性的。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另一不同的发展路线，可能涉及移情或同情缺损。

布莱尔的暴力抑制机制假设很好地解释了精神异常个体的反社会行为。不过尚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它是否适用于欺负者和权谋者的情况。需要更多的跨学科研究，以便将暴力抑制机制假设与更多关于移情、同情及更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情绪的哲学认识解释联系起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哲学家休谟（Hume）关于“同情”（sympathy）在道德赞许和道德否决中的作用的论述里得到些启发。

在休谟看来，同情是一种感受他人有何感受的倾向，因此它接近于我们所称的移情（empathy）。其中，想象的作用似乎更甚于推理：当我从任何人之声音和姿态中看到激情（passion）的影响时，我的心灵即刻从这些影响感受到其起因，并形成一个生动的激情观念，就像它即刻就将转换成该激情本身一样。

也就是说，当个体知觉到某一情绪的声音和躯体信号时，会形成一个关于该情绪的表征，因而个体自己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情绪。同样，当我知觉到任何情绪的起因时，我的心灵即刻感受到其影响，并受到该情绪的驱使。也就是说，当个体感受到某种将给另一个人带来某种情绪的情境时，个体自己也会体验到同样的情绪。

对此，休谟还提供了一些生动的例子：如果我出现在可怕的外科手术场景，甚至在手术开始前，器械的准备、绷带的布置、烙铁的加热，以及患者和助手身上所有焦虑和关怀的信号，都将对我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并激发最强烈的同情和恐惧情绪。

人格障碍和其他非精神病类障碍

心理理论的概念和研究之所以对临床心理病理学家颇具吸引力，更重要的原因或许不是因为心理理论的最高级的表现形式是人类所独有的，而是在于心理理论功能缺乏或缺损可以解释儿童和成人的一系列十分广泛的表现异常。简要概述有关在心理病理条件下心理理论的一些经验发现，进而就其中涉及的两个病源学假设（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理论假设）作些论述。

自闭症儿童回避眼神接触或亲密的身体接触。他们常常表现出刻板行为，难以建立情绪关系。已有大量研究证实，自闭症儿童在认识他人的心理状态方面高度缺损；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缺陷与他们的社会行为异常和语用缺损相关。关于人格障碍的心理理论经验研究大多集中于“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往往被刻画为外表迷人，但实质不可靠，“冷酷”且反应迟钝。

从儿童期起，这些情绪缺陷就被发现出现于精神病患者身上。因此，有人认为，对他人移情有缺损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理论也存在缺损。但现有的证据表明，精神病患者认识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没有缺损，至少在实验室条件下是如此（Richelletal.，）。甚至在有更多加工要求且明显包含某种移情成分的“眼睛测验”中，精神病组也与非精神病控制组表现一样好（Richelletal.，）。

有趣的是，弥雷和金纳（Mealey.Kinner，）从某种进化论的视角推测，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理论能力发展使他们能够以某种纯粹工具化的方式来认识他人，而不涉及移情感受。相应的，可以将精神病理解为某种进化的非合作性“欺骗形态”（cheater-morph），一种可能存在于极少数人群的人格类型。

有两条关于人格障碍的心理理论研究路线值得说明。首先，这是有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理论缺陷是特质依赖还是状态依赖（statedependent）的争议。兰顿和库尔哈特（LangdonColtheart，）考察了在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问卷上得高分的非临床被试，比较他们与该特质上得低分的被试在心理理论能力上的差异。

结果发现，得高分的非临床被试在心理理论任务上的表现，差于得低分的被试。因此，他们推测，如果存在某种从常态到精神病状态的人格特质连续体，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格（schizoidper-sonality）和精神分裂性人格特质（schizotypy）处于该连续体两个极端之间的某处，则上述结果反映了心理理论缺损是特质依赖，而非状态依赖。

其次，有研究者从某种精神分析的观点提出，伴有严重人格问题的患者之所以心理理论能力存在缺损，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及，家庭环境良好的早期经验有可能加速幼儿心理理论能力的发展；反过来可以想象，滥用或剥夺家庭环境可能阻碍个体心理理论技能的发展。另一方面，从某种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有人认为患者的心理理论能力（或“反省功能”，reflectivefunctioning）可能是作为某种防御机制而出现的功能抑制。

新近有一个研究将“反省功能”（reflectivefunctioning）与依恋联系起来，考察神经性食欲缺乏症（anorexianervosa）患者的心理理论能力表现（Tchanturiaetal.，）。结果发现，这类患者在各种心理理论测量上均表现较差，且在不包含心理理论的控制任务上也是如此。因此，该研究没能证实神经性食欲缺乏症患者存在某种选择性心理理论缺陷，但更精细的心理理论测验或许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关于饮食障碍或严重人格障碍患者心理理论发展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