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白他自己的生活机遇。”张辉喜欢引用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这句名言，他是一名抑郁症陪伴者，同时也是一名抑郁症康复者，通过“陪伴者计划”张辉开始理解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共同困境。
“陪伴者计划”是中国抑郁症互助社区“渡过”从年开始推出的治疗和康复的项目，通过让抑郁症康复者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陪伴服务，用他们患病感悟来理解患者，为他们提供支持，制造出更有利于病情康复的生活环境，并用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帮助患者及家属少走弯路。
抑郁症“过山车”
张辉是一位陪伴者，这也就意味着他曾经也是一名精神疾病患者。在患病那几年，张辉体会到了情绪起伏的“失重感”。
年大三时，张辉变得拖拉起来，每天不想起床，不想上课，老师布置的实验作业也不想做。当时，他正要申请出国做交换生，好不容易办完交换生手续，去了西班牙，在异国风情之下，张辉反而更加绝望。这里没有朋友，语言也不是很通畅，他开始变得更烦躁。
这种烦躁体现在他身上是两个极端，这周他可能意志消沉，只想赖在床上，别说出门，连去吃饭都觉得没有兴趣，而下周他可能就一个鹞子翻身地从床上起来，四处奔走，泡吧逛街，疯狂地刷信用卡买东西。
张辉形容自己的状态是“过山车”，一开始中间还有几天平稳的过渡，后来干脆就变成了一天一个样。
班主任老师注意到他这种状态，推荐他去找心理老师，心理老师也判断他是双相情感障碍，医院仔细检查。
“你这个是病，要吃一辈子的药。”医院，医生的诊断让张辉很烦躁，他心里想：“我没病。”
没有治疗，张辉的情况依然糟糕，尽管医生建议他多参加社会活动，但学校老师从安全角度出发，让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在闭塞的房间里，看到焦急的父母，张辉更加痛苦。他很愧疚，觉得自己这么大了，却不能立足社会，还要给父母带来麻烦。那几个月，张辉足不出户，一句话都不说。尽管父母试图找他谈话，但他一句也不想听。最后还是住院治疗才略有好转。
病症一直困扰着毕业后的张辉，双相障碍的他只能在状态好时工作，这让他无法适应全职工作，只能兼职帮人处理一些文章和书稿的编辑工作。
在编书稿的过程中，张辉开始有了新的人生感悟。他从小说中学到不同角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能从作者身上发现很多真实的东西。“我发现一部作品其实不是一拿出来就是成品，可以不断的修改。比如那个作者，他写得很好，但错别字很多。”这些让张辉意识到，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自己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完美。
在这期间，张辉加入了关心抑郁症患者的公益机构，认识了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的张进老师。
专业的“陪伴者”
两人初识时，正是张进发起“陪伴者计划”不久。
年6月，张进发起“陪伴者计划”，这是他自己患抑郁症后的第7年。在张进患病的过程中，媒体人出身的他将自己的患病经历写成了书稿出版，陆陆续续有很多患者和家属找到他，他们在交流中发现精神疾病非常复杂，而且治疗并没有标准化流程。结合自己在治疗中走过很多弯路，张进感慨，如果当初有个过来人指点自己一下，该有多好。
随着病况好转，张进开始反思自己从患病到治病的经历，结合他从多方面学习到的心理知识和精神疾病治疗案例，他发现现有的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足。目前中国的精神疾病治疗主要是医疗卫生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即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但他们都有各自的局限，共同的缺憾是，他们都无法为患者提供全程的帮助。
于是，“陪伴者计划”诞生了。张进希望那些心理疾病康复者能够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现在患者身边，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一起，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治疗方式，打通“生物（医疗）-心理（咨询）-社会（陪伴）”这三个环节，对患者给予全程指导、陪伴和抚慰。
张进总结其为：“短期是治疗，长期是成长，全程是陪伴。”
张进看过张辉的情况，也进行过专业评估，认为他可以成为“陪伴者”。此后的每一个“陪伴者”，都由专业人士进行面对面评估，有一些陪伴者会先在“渡过”的社群里做一段时间的管理员，待通过考察后才能转正。
从年开始，张辉以“陪伴者”的身份，陪伴了近百人。其中多数是青少年，其中还有的人跟张辉一样，也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线下交流的，有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