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白癜风QQ交流群 http://liangssw.com/bozhu/12376.html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致力于“创新、开放、分配、法治”。一方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方面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创新，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有助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和应对技术脱钩风险；开放，是全球大变局下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在要求，也是后发赶超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分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既可释放消费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又可努力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社会不稳；法治，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诉求，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府作用”的制度保障，亦是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题中之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就国际而言：新工业革命、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义、全球治理困局、中美经贸摩擦持续；特别是美国的蓄意打压，使得过去中美关系这个对外关系的“压舱石”出现问题，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就国内而言：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给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趋缓，叠加周期性因素和长期体制性、结构性问题的积累，构成了“十四五”期间的主要发展风险。
为回应外部环境恶化、国内风险积累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诉求，“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致力于“创新、开放、分配、法治”。一方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为我国未来发展赢得更长的战略机遇期，为迈向全面现代化开好局。
创新，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有利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有助于应对技术脱钩风险；开放，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在要求，也是后发赶超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分配，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既可释放消费潜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又可努力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和社会不稳；法治，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诉求，是“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府作用”的制度保障，是国家治理成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亦是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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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踢掉梯子”后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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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提出著名的“梯子理论”，即把贸易保护形象地比作登高用的“梯子”，以此来分析先发国家主要是英国贸易*策的转变。他指出:“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渐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如果将“梯子理论”用于理解当前中美之间的经贸冲突与技术脱钩背后的动因，也非常贴切——已经攀上高峰的美国要“踢掉梯子”。
“十四五”时期的创新发展或许面临的就是美国（将要）“踢掉梯子”后的挑战，中国需要更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这些年我国创新发展取得显著进步，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创新发展还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面临着诸多问题:（1）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2）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在本轮 中体现得最为明显。（3）中国技术研发聚焦产业发展瓶颈和需求不够，以全球视野谋划科技开放合作还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4）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决策落实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创新*策与经济、产业*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够，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
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十四五”期间中国全面推进创新发展的*策重点应包括以下五方面相互关联的内容。
避免中美全面脱钩，积极应对潜在技术脱钩风险
中国的开放红利或全球化红利，在于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图1显示，以知识产权和技术服务的付费来衡量技术进出口，年我国技术进口达亿美元，而出口仅50亿美元，出口比进口为0.2，而同期韩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技术出口比进口则分别达到0.8、1.6、2.0和2.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技术进口的国际依存度还是非常高的。因此，我们要努力避免中美（技术）脱钩。从理性客观的角度看，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不能左右中国，更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从全球视角和长周期看，中美可以合作、应该合作的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因此，避免脱钩的原则：一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二是管控分歧，避免对抗；三是拓展利益，聚焦合作。在实际操作中，应给予两国在制定产业*策、科技体系和社会标准等方面更大的自由度，允许两国使用精准的*策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在产业、技术和社会*策方面的选择，同时避免对贸易伙伴造成不必要或不对称的负担。
图1中国技术进出口的国际比较（年）
资料来源：McKinseyGlobalInstitute（MGI）()。
为应对中美技术脱钩的潜在风险，根本上要促进自主创新，保持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完整，谨防被美国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
在国际上，发展区域性价值链。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中国的“脱钩”前景，“十四五”期间应着力通过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改进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科研院校研发激励与灵活性等制度优化，充分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特别是要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防止外方“卡脖子”。同时，利用自身规模优势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比较优势与市场（特别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产业价值链的延展和升级，打造区域性价值链，最终促成相对独立于美国的市场网络、分工体系以及技术标准系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美完全脱钩可能性不高，并且显然是双输——甚至是多输之举，但我方必须对此有充足准备，未雨绸缪。从长期看，也只有做足准备，才能根本避免脱钩和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断裂。
国内看，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新重点也应从区域为主面向产业价值链为主转变。近年来，作为开放创新的主要载体，各地近二百余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对于开放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然而，一些深层矛盾也逐渐凸显。其中，各地近二百余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普遍存在碎片化、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带动提升效果不明显，而往往拘泥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事实上，近年来中央也出台了若干*策方案，旨在纠正相关缺陷，并顺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其中，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