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反思人类对社会的益处表现在哪些 [复制链接]

经济学思考：人类对社会的益处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可能有人会说，什么也不生产的孩子要消费，为什么人们不认为这是国家的负担呢？因为人对社会的益处是以其一生来判断的，童年和老年是以他们给社会带来益处的那些年月来补偿的。同样，不应当认为在我们这里花钱或消费我们财富的外国人没有带来好处。因为，大家知道，他们为其消费而向我们支付的是外国的财富，而不是我们的财富。但是，有人反驳我说，游手好闲的食利者花掉他们的收入，难道没有带给我们好处吗？

于是得出结论：他们是有益的。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后果，把人们和他们消费的财富混同起来了。的确，不管是否促进了财富的生产，如果有钱人不花掉自己的收入，就是非常有害的。但是，尽管他们不是那么有害，但也不由此就说他们是有益的。更好的是，他们能将自己的资本花掉，这些到劳动者手中，就会变得更为有利；这些游手好闲者所有，既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也不会提供任何东西，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财富被放错了地方。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不算太多。名人显贵不献身于某种重要事业或不身居要职者是很少的，不管是在教堂、*队里，还是在王国管理机关、法院等，莫不如此。

没有大笔财产的人，会从事与其能力和所受教育相适应的工作。富人和有钱人，以及一般所谓从业人员的益处，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加以判断，这些收入表明他们的劳动对国家繁荣的价值。

国家在使用人们的劳动时，不仅要考虑人们实际上带来的益处，而且还要考虑可否在现有人口水平之下，将他们的劳动用在更有利的工作上，从而为王国带来更大的益处。国家还应当在那些能够用较少的人力和较小的开支的工作上减少用人的数量。从别的工作上抽过来的人，在这个工作上显得不需要，而在原来的工作上他们对国家却是有益的。对他们的开支全无益处，徒增商品或农产品价格，使销售和产品减少。那些关心增加人口胜过关心增加财富的人可能会说，甚至这些开支也能给国家带来益处，因为这能使更多的人得以生存，增加消费，扩大销售和农产品生产。

所有这些收入都是虚假的，因为增加了产品价格的支出，并没有增加产品数量和所有者的收入，而是减少了消费和生产。消费是同消费者的财富相适应的，而这些财富则取决于国民的收入。支出的增加不会使收入增加，相反地，它会使之减少。因为它减低了粮食的价值，这价值应当反映真实的价格。由于支出过多，使粮食产品的价格变得昂贵；如果价格不是降低到损害产品真实价值的程度，它就会失去销路。由此可见，本可避免的一些支出，以及构成许多人的工资但这些人却没有为此作出付出的那种支出，会缩减消费者的收入和财富，减少产品的销售和生产。

减少产品就意味着减少财富。但是，国家的人口总是同国家的年产品和年收入相适应的。因此，只增加了农产品或商品生产的支出的人，不仅有害于财富的增长，而且妨碍了人口增加。因此，一切减少了人的劳动开支的机器，以及一切节省搬运劳动的运河与河流，都会有助于形成同产品和商品的真实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它们促进了销售和生产，这会有助于增加财富和人口数量，因为财富的增加会引起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又会使各种挣钱职业的工资增加，并吸引更多的人。因此，认为人口增加会损害财富的年生产，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生产，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

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回答缩减了开支却增加了我们生产产品的价格的许多问题。例如，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当禁止荷兰人从事近海航运业务？他们以少于我们的费用，将我们的商品从法国的这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有人说，我们的航运业损失了利润，利润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但是，国家因荷兰人的价格低廉的服务而获得了好处。因此，应当决定是否应把局部的航运利益看得比国家的一般利益更重要。有人会反驳说，航运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两者都要求取缔荷兰人的近海航运，因为这有利于发展我们的商船队和海*。

当然，这样的禁止对我们的商船队取得成功是有利的。因为这会增加利润，从而扩大我们的航运业；这对我们的海*同样有利，因为它能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航海事业。但是，能把近海航运和商船队混为一谈吗？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吗？要知道，它的任务不是与国外进行贸易，而只是把商品从一个港口转运到另一个港口，从而只同我们的国内贸易相关。因此，减少一个国家之内的转运费用，对同属一个国家的买卖双方都是有利的。提高这种转运费用，尽管对某些同胞有利，却会对农产品的销售、消费和生产带来损害，从而不可避免地减少国家财富的年生产量。

缩减国家的财富，等于伤害了它的基础。增加水手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不仅取决于小小的近海航运业，而且还取决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如果我们有财富，足以给出优厚的报酬，那么水手是可以找到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渔业取得进展的话，渔业是水手的摇篮，又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如果为了增加水手而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财富的缩减，那么同样就会导致人口的减少，因为人口总是同财富相适应的。类似的措施不仅不利于人们追求的局部利益，而且也很少促进公共福利。总之，在等待我们所期望的变化时，至少可以说，现状对我们还不危险。

当农村居民受到压制，生活贫困，当土地耕作无法维持，不能保证生活在农村中居民的生活资料时，他们就会流入大城市。他们在那里涌入已经人满为患的职业，他们在这些职业中显得用处很少，或者全无用处，甚至变成别人的累赘。人数特别多的是各种商贩和仆役。

严格地说，只进行国内贸易的商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他们给国家提供服务，国家给他们支付报酬。商人的人数及其利润是不确定的，也不取决于某种既定的秩序，所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人的人数可以无限地增加。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力图至少保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这样的家庭越多，零售商就会变得越贵，对居民的负担就越重。由于不用很多钱就能轻易地从事商品销售，所以，在农村破产而流入大城市的很多人开始经商；他们把父辈花在农业上的少量资金投入商业。横征暴敛、征召后备*、强制劳动、限制农产品贸易以及其他的种种压制，使农业失去了劳动者和资金。留居在大城市的许多商贩，由于必须要有同其人数相适应的报酬而使价格提高，结果给居民带来了伤害。由于商贩众多而引起的高价格，使得其中那些能够销售的商贩积攒起了财产，这对社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创造了这些财产的利润，大大超过了那些大商人的费用和消费。

积攒和滞留起来的财富，形成了生产性财富周转的障碍；这种生产性财富本来是应当经过农业而不断地进行再生产的，才能每年再生产出新的财富和国家收入。

所以，损害农业国家的这种财富积累，有时被看做是国民财富的标志；但是，相反地，它又是国家衰败的原因。

不能认为耕作者的资金与城市小商贩的资金是类似的。耕种土地的耕作者只能通过有利于国家的劳动才能获得报酬，而且每年只把自己的财富作为工资，支付给那些被他雇来工作的农民。这种连续不断的工资，如果他愿意的话，能为他创造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甚至还不到他所生产的年产品的1/15。因此，这种财产越多，获得这种财产的人就越有益，他在创造财产过程中对自己财富的运用就越恰当。

问题在于，农业上的大笔支付会使土地产品增加2～3倍，而支出不足则可能使产品仅仅比费用多30%，预付充足会提供预付%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归于国家，一部分给土地所有者。由此可见，正是耕作者创造的财富，保证了国家的收入、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繁荣。因此，耕作者的职业因其运用财富的意义和性质，应比商人的职业受到更大的注意，商人是在困难时刻即有价证券流通数量增加时才参与其事的。这种商业不可避免地会使货币脱离生产过程。贴现贷款不仅不能以自己的财产促进财富的再生产，而且还会使货币停止流通，逐渐把国家不多的积蓄吸收殆尽。

在这个时期，王国的全部货币都集中在首都。以不动产作抵押向债主借款是困难的。当利润归结为国有资本的单利时，它是太少了。为了得到较大利润并使货币能迅速归还，有必要规避法律。